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

过度，而导致神志惑乱。医和提出的“六气致病说”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，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“鬼神致病说”的羁绊，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此外，议论中阴阳、五味、五色、五声等概念的形成，说明在春秋时期，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。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，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，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，其标志是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。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、法、方、药的辨证施治原则，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。此外，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，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，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，都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。

魏晋南北朝时，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王叔和整理编次《伤寒论》和撰写《脉经》，皇甫谧编著《针灸甲乙经》，以及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和雷敦的《炮炙论》等，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。这一时期，由于战乱频繁，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，因此，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。比较著名有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，陈延之《小品方》、《范汪方》，姚僧垣《直验方》和无名氏《刘涓子鬼遗方》等。

其中《刘涓子鬼遗方》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。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，在医学理论、方剂药物、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隋唐间产生了一些名医和名著，如巢元方等编著的《诸病源候论》，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、病理、症状等，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。

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，从基础理论、临床各科，到养生保健，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，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此外，杨上善、王冰对《内经》的阐发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，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药物学方面，唐政府组织编写的《新修本草》，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，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。其时，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，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——太医署。